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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中的身分認同問題

            當“民族”遇見“新部族”:
            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中的身分認同問題
             
              內容提要:網絡空間不僅容納傳統的、穩定的少數民族身分認同方式,也推動了自反性 的個體身分建構,和以興趣和情感為基礎的“新部族”集體身分建構。身分認同方式的差異,造就了少數民族族群“共同體”文學敘事和華夏族裔“共同體”文學敘事兩種“共同體”文學敘事。二者構成有趣的互補關系,鞏固和豐富著“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認同。
             
              關鍵詞: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身分認同;民族;新部族
             
              網絡等新媒體的出現,推動人類社會迅速向數字化生存的時代轉變。文學,作為一種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緊密相連的表意體系,也不可避免地在這種改變中改變著,涌現新的表達、敘事方式,形成新的存在形態。“網絡文學”,就是人們在審視這場由媒介轉型主導的文學轉變時的新發現,而隨之而起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更是這種新發現中的新發現。由于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的天然聯系,我們不難發現由來已久的“民族”身分認同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生存狀況,網絡對于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實踐主體的身分意識就沒有產生新的影響嗎?實際上,當我們將身分意識問題與網絡這樣的新媒體聯系在一起時,則會看到,網絡等新媒體空間正在推動一種被稱為“新部族”的身分構建方式。因此,在身分認同問題這一維度上,“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形成其實內含了一次有趣的“遇見”:“民族”與“新部族”、一種經典的身分認同與一種全新的身分構建的相互遇見。而由于這次遇見實則是書寫主體意識與書寫媒介這兩種文學實踐根本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因而對這次遇見所呈現出來的身分認同的問題的探討,就不僅顯得有趣和必要,而且也顯得十分重要了。
             
              一、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兩種基本形態
             
              人們對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發現,源自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文化網站的不斷涌現,和少數民族作家在各種新媒體交往平臺上的活躍表現。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自1999年至2002年這三年間,三苗網、侗族風情網、彝族人網、文山苗族網等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網站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目前,中國的每一個少數民族至少擁有一個關于本民族文學、文化、歷史的網站或者論壇。同時,相當一部分的少數民族作家,特別是中青年作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微信公眾號,大力傳播自己或本民族的文學作品。姚新勇、馬季、楊玉梅等一直關注少數民族文學的學者注意到了這一新的動態,拉開了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研究的序幕。但是,似乎從一開始,人們就對何謂“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有著不同的理解。有鑒于網絡文學對傳統主流文學(主要是漢族文學)的沖擊與挑戰,姚新勇有意考察網絡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的影響是否與之相同。他通過數年觀察,發現各少數民族門戶網站中的少數民族文學只是線下的少數民族文學的一種“延移”。因而,姚新勇提出,于少數民族而言,只有“網上文學”,而沒有“網絡文學”:在少數族網站上,雖然也不難發現一些常見的網絡用語,但少數族朋友在進行文學寫作時,卻仍然如以往那樣嚴肅、認真,傳統紙質文學的語言表達模式、思維創作模式、審美標準,都得以遵守。于是就出現了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當傳統文學、傳統現代漢語,被漢族網絡文學、文化沖擊得七零八落、面目大變時,它卻在少數族那里得以保持或在有限范圍內得以創新。
             
              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所謂網絡文學,基本只是中國當下漢族文化領域內的現象,而在少數族那里,只有“網上文學”還沒有“網絡文學”。姚新勇的見解包含了一個對“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本體論叩問:拋開承載文本的媒體的差異性,所謂“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本體形態到底是什么?如果我們順應這一思路,那么,我們將發現,“少數民族 網絡文學”會成為一場所指缺席的游戲。因為除了承載文本的媒介形態差異,人們很難在審美標準和價值觀念上區分“網上”和“網下”的少數民族文學。但是,如果我們回到語用學的立場,依據人們對這一概念的實際使用情況來理解這一概念的內涵的話,則仍然可以承認,“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已然存在,這一概念當能成立。
             
              目前學界對“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一種常見的界說是:“‘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是指由我國少數民族作者寫作并通過電子網絡媒介發表和接受的原生性文學形態。”這一界說強調的是創作主體的民族身分,書寫、傳播和接受的媒介,以及所謂的“原生性”。而“原生性”,主要強調的就是內容具有原創性的文本首先在互聯網等新媒體上呈現出來。據此可以說,姚新勇所言的少數民族“網上文學”,已被多數學者當作了“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重要內容。而這一常見界說所指涉的對象,實已超出了上述少數民族“網上文學”的作品范圍,而將其他具有少數民族身分的網絡文學創作者的作品囊括其中。為區別二者,我們不妨稱前者為“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而稱后者為“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主要對應如下一些作品:血紅的《巫神紀》、Fresh 果果的《花千骨》,以及虹玲的《權力游禍中的女人:情殤》等。這些作品的共同點在于,它們的作者的身分都是少數民族:血紅是苗族,Fresh 果果是土家族,虹玲也是苗族。他們的作品都首先發表于網絡,采用的也大多是當前網絡小說流行的類型和寫作方式,如《巫神紀》屬于玄幻小說、《花千骨》屬于仙俠小說、《權力游禍中的女人:情殤》則屬于都市小說。有趣的是,這些作品,與“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不同,它們具有鮮明的“網絡文學”的特征,可以說與一般意義上的、漢族作者完成的同類型網絡小說作品并無本質區別。但是,這些作品,卻沒有彰顯作者自身的民族身分,以致于人們不禁要問:這些作品還是少數民族文學嗎?當這一問題被明確提出時,我們突然發現,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眾口不一、難以定論的問題。對“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概念的界定,有人堅持的是“題材”標準,有人堅持的是“作者族別”標準,各有利弊,莫衷一是。為避免陷入繁難的概念辨析,我們不妨從文學史的史實出發,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比如,老舍的作品屬于少數民族文學嗎?對此,答案仍然是見仁見智,眾口不一。不過,舒乙引述了一個有趣的說法,值得借鑒:有文學史研究者稱老舍的作品為“隱式滿族文學”。之所以如此,一則當然是尊重老舍的民族身分,二則也是看到老舍許多作品中的人物、特別是主人公,并“不直接點明其族籍”,故而以“隱式滿族文學” 相稱。據此,我們可以說,上述“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至少也可視為“隱式”的少數民族文學。“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成為“隱式”的少數民族文學,是作者們在寫作過程中各自的少數民族身分意識“沉潛”的結果。“沉潛”不等于消失,而是某些意識在主體心理結構中暫時邊緣化或隱匿的狀態。“沉潛”的出現,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他們成長的文化環境的影響。這些作者雖然具有少數民族身分,但是他們大多成長于民族融合的環境中,深受漢族的文化影響。這使得他們很自然地運用漢語寫作,并能自如調用漢族的文化資源,構設小說的“世界圖景”。如 Fresh 果果在創造《花千骨》的仙俠世界時,調用的主要的文化資源,就來自于漢族的神話故事和有關神仙的文學敘事傳統。或者說,由于這種成長的文化環境的影響,這些少數民族作者在被賦予了各自的少數民族身分的同時,也獲得“華夏民族”這一共同體的身分意識。在他們創作網絡小說時,他們是在“華夏民族”的身分意識主導下進行創作的。當然,他們的少數民族身分意識也并非沒有發揮作用,而是滲透到文本中,影響著文本內涵。血紅的作品在這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他的作品雖然涉及多種題材,但是他最拿手的,還是“巫”這一題材。在《巫頌》《巫神紀》等作品中,他不僅刻畫了眾多鮮活的“巫”的形象,而且對“巫”的精神也進行了探討:“巫”雖然有時為了追求力量而行事極端,卻富于探索精神和抗爭精神,真正的“巫”都是在人族生死存亡關頭最能挺身而出、最能奉獻自我的“人”。眾所周知,巫文化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文化中廣泛存在。血紅熱衷于寫“巫”,能寫好“巫”,不能不說與其湘西苗族的身分有著密切關聯。因此,他們的作品理應能夠納入“少數民族文學”范疇。總體看來,當前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應包含“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和“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兩種基本形態。這一認識的形成,實際上是以一種發展的、包容性的眼光來看待在網絡新媒體情境中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的創造性發展和創新性轉化。它既承認突出少數民族特性的支配性表征范式的運作,也承認其他雜糅性的、融合性的表征范式運作的合法性。這種包容性的視野并非刻意的追新逐異,而是像之前人們將老舍的作品接納為滿族文學一樣,也像人們將古代日本人和韓國人用漢語創作的詩歌看作是他們本民族的文學一樣,是一種在文化交流實踐中經常采用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二、“互聯網 + 少數民族文學”中的身分認同
             
              兩種不同形態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實則關涉不同的身分構建方式。“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是在現代“民族”身分意識引導下產生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形態。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問世以來,“民族”作為典型的“想象的共同體”的觀念日趨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常識”。如這本書的中文譯者吳叡人所言,這一觀念的意圖,并非是要將“民族”作為想象物來解構,反而是突出了“認識與理解”的重要性:“唯有通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包括自我的認同與 “他者”的認同)形成的歷史過程和機制,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共存之道,尋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體’之間的和平共存之道。”也因為這一觀念強調了民族認同的建構性,所以它也昭示著,民族認同的形成依賴于由每個民族獨有的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宗教儀式,以及文學、歷史敘事等構成的文化傳承。同時,安德森也沒有忽視傳媒的作用。他在書中就專門討論了報紙在民族共同體觀念形成中的作用,并提出:“印刷資本主義使得迅速增加的越來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對他們自身進行思考,并將他們自身與他人關聯起來。”結合上述兩方面,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中,包含文學在內的文化傳承、大眾媒介和民族身分認同意識存在積極的互動。這種互動影響在中國網絡文學中同樣有所體現。我們知道,確乎是一種與民族身分認同相關的情感形態——“鄉愁”——催生了中國的網絡文學。中國網絡文學的產生,“與海外留學生創辦的電子刊物和網絡新聞組發布的原創作品息息相關”。激發留學生們在網上進行文學創作的主要情感驅動力,就是 “鄉愁”:“一批留學生為了抒發游子思鄉情懷和表達對漢語母語的留念,在 ACT(alt.chinese.text 域名的簡稱——論者注)上發表了大量的漢語文學作品。”鄉愁的滋生,需要作為心靈皈依的原鄉或故國的存在,也離不開地理空間的遷徙而產生的距離感。網絡——賽博空間,本是有別于物理空間的虛擬創造,卻因其便捷性和無遠弗屆的空間屬性,成為游子們寄托情思、抒發感慨的最為便利的場域。或者說,海外游子們通過本民族語言符號的運用,在地理的遷徙之后創造了虛擬現實的“回遷”,將“文學中國”的版圖由以紙媒為代表的傳統媒體擴展到網絡世界,并賦予了這片空間以家園性。這是本文所述的“遇見”的預備階段,即使是一種“預”“見”,也讓我們看到了由此產生的對民族認同、文學和網絡媒介這三方面的影響:民族認同感激發的情感需要和創作沖動,促使創作主體去利用網絡媒體,因而孕育了“中國網絡文學”這 一新的文學形態;而網絡文學又使民族認同在新的媒介空間中得以表現和延續,強化了人們與賽博空間的情感建構;網絡則擴展了“民族”的空間屬性和文學的生產方式,使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傳承在新的媒介形態中得以延續和發展。考察“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我們發現,類似的效應正在發生。如前所述,那些發表在具有鮮明民族文化特征的網站或社區中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從內容上看,與前網絡時代的、或者說線下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并無本質區別。因此,姚新勇說:“少數族文學中的族性意識,……不僅反映了近三十年來‘民族意識’在少數族那里日漸高漲的現實,同時也是特定的‘民族認同’的建構,這都大大強化了少數族個體的‘民族認同’感。這既是一種結果,也更是眾多少數族作家寫作的使命性追求。因此,帶著這樣強烈同質性的‘民族認同感’進入網絡世界的少數族文學寫作,自然就不會出現漢族文學寫作的崩散化的情況;網絡技術的普及化、大眾化帶給少數族文化、文學的,也恰是可以更加方便、自由、快捷地表達他們的族裔情感和欲求的契機,而非顛覆已有本族文學權威或文化傳統的機遇。”由此可見,“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仍然秉承了經典現代性的民族身分認同。還可以肯定的是,如同海外游子們將文字符號與網絡媒體技術結合起來開創了網絡的“文學中國”一樣,這些少數民族作家們同樣將二者結合起來,在網絡的“文學中國”中開辟出了屬于本民族的文學空間,并利用這一空間,更為方便地、甚至更為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民族身分訴求”。其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這些少數民族文學的網站或虛擬社區很好地利用了網絡空間的廣袤性和網絡空間話語權的賦權方式的變化。他們不再需要去擠入有限的地理和傳統媒介空間去安頓自己和表現自我,也不再需要爭奪曾經備受限制的話語權,網絡的“低門檻”讓他們更方便地掌握了自我言說的權力和自由。石曼婷的《我國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研究》中分析了不少具體文本,以呈現“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者的生存狀態、文化認同、心靈歸屬、情感寄托與理想追求”,此處不再贅述。因為這樣的作品的不斷涌現,這些少數民族文學網站或虛擬社區逐漸被當作了各自民族的“精神家園”。例如,在談到“三苗網”的作用時,網名為“陳安之謎”的苗族文學青年說道:三苗網整合了苗族人的力量,組建了苗族的大家庭,從一點一滴做起,經歷了風風雨雨,一步一步地走來,讓我們找到更多的認同,讓我們更好地團結在一起,更好地加強苗族之間的交流,苗族是一個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我們需要認同,團結友善,互動互助!這不是喊口號,這是需要全體苗族一起來努力奮斗,創造我們美麗幸福的家園,網絡成就了我們的家園夢……其他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網站和虛擬社區亦復如此。它表明,這樣的感受普遍存在于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實踐的參與者中。據此,我們可以說,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具有延續和強化不同少數民族各自的民族認同的作用。為在網絡時代鞏固少數民族的身分認同、發展少數民族文學與文化計,我們應關注和幫助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發展。
             
              三 “少數民族作家 + 網絡文學”的身分構建方式
             
              “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中的身分構建方式則比較復雜。其一,前文已指出,由于成長環境的影響,他們大多體現出“華夏民族”的共同體身分意識。其二,此類作品的產生與傳播,又與網絡世界的自反性身分建構方式有關。“自反性”(reflexive)身分建構是安東尼·吉登斯和烏爾里希·貝克等理論家提出的重要概念。一般認為,“自反性”包含雙重含義:自我反對(self-refutation)和自我反思(reflection)。烏爾里希·貝克強調前者,而安東尼·吉登斯強調后者。具體到身分認同問題上,“自我反對”使我們注意到,啟蒙理性主導的單一的或有組織的現代性進程(或者參照一些學者的說法,稱為“早期現代性”)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身分認同 已經解構,或者說“自我”依循現代性邏輯卻吊詭地走向了“自我消解”。但這不意味著自我的徹底虛無化,與之相隨的“自我反思”卻表明,“世界主義社會”和“風險社會”的形成(或者說“晚期現代性”)卻使整個世界呈現出更為多樣化和個體化的開放格局。在此格局中,人們的身分誠然變得越來越模糊,但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身分建構上出現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自由選擇性。這正如保羅·斯維特曼等的意見所表明的:“所有個體現在必須從社會出售的大量的可能性中選擇他們個人的身分。自我身分已經成為‘一種自反性的、有組織的謀求’……,而且‘所有個人(現在)都必須親自制作、演示、拼湊自己的傳記’……”在自反性身分建構中,各種時尚、流行文化或“亞文化”成為重要的資源,形成了變動不居的、意義難明的風格游戲。
             
              人們在網絡中的身分建構方式具有突出的自反性特征。自網絡文學誕生以來,人們津津樂道的“匿名性”實質上凸顯的就是自反性身分建構的自我反對維度,因為它消解了現實生活中由各種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建構起來的相對穩定的身分認同。“在互聯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即是此意。同時,在互聯網上,“你”可以是一條“狗”,也可以是一只“貓”、一盆“花”……,總之,你可以擺脫現實社會關系的束縛,重新自我設定、設計身分。網民們給自己取的“網名”,就充分凸顯了自反性身分建構的自我反思維度。這種多樣化、流動性的身分建構方式體現在網絡文學的創作上,就是身分解放帶來的想象力的解放,作家們通過玄幻、穿越、架空等類型化創作方式,不再拘泥于現實生活賦予的身分,而是在全然虛幻的宇宙體系、世界圖景中,去重新安排種族、國家、族群、個人的身分內涵。所以,在網絡小說中,我們常能察覺各種社會身分的設定與現實生活的關系,又不能將它們一一對應。因此,少數民族作者創作的網絡小說沒有凸顯其少數民族身分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因為他們本來就獲得了一個重新創造世界、抒寫不一樣的自我的寶貴機會。
             
              不止于此,在此類身分建構中,個體通過更為私人化的消費方式,通過自己的文化實踐進行的“親自制作、演示、拼湊”,不但實現了一種以個人興趣為轉移的自我身分敘事,而且,我們還發現了保羅·斯維特曼等所說的“一種感官享受的復蘇和各種基于情感的社交形式的出現”。這種社會交往形式被米歇爾· 馬斐索利和齊格蒙特·鮑曼等稱為“新部族(neo-tribal)”社交。對此,安迪·本尼特認為:支撐著馬斐索利的部落概念的,是對解釋當代社會中社會關系日益體現出的流動性、不穩定性本質的關注。據馬斐索利(1996:98),部落“不具備我們所熟悉的組織形式的固定性,它更是指某種氣氛、某種思維狀態,更愿意通過側重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來進行表達”。對馬斐索利的研究成果的兩份解讀,進一步闡明了這一觀點。赫瑟林頓(Hetherington 1992:93)提出,部落化包含著“通過現代化和個體化,去除建立在階級職業、地域和性別基礎上的團結與身份認同之現代形式中的規則……并重組為‘部落的’身份認同和社會化形式”。與之類似,希爾茲(Shields 1992)提出,部落身份認同可用來說明現代消費社會中集體身份認同的臨時性本質,因為個人不斷在各種集體表達的不同地點之間移動,并依據實際需要而“重組”自我。 考察網絡文學的交往實踐,我們發現,恰如馬斐索利等人所言,“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的創作者和粉絲利用網絡新媒體的互動性,在廣袤的賽博空間自劃疆界,按照個人興趣組成了一個個不同的猶如部族般的群體。在此群體內部,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網絡作家猶如“部族”的圖騰和領袖,最資深的、最熱情的粉絲成為“部族”骨干,發起討論、組織各種活動,一般愛好者則利用建立起來的平臺相互交流。這樣的“部族”一般并不具備現實的約束力,一旦失去興趣,則可以自由退出,或隨著個人興趣的轉變而自由轉移,加入新的“部族”,獲得新的集體身分(一如網絡小說粉絲的流失與聚集)。而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決定“新部族”這樣的群體存在的基礎都是興趣與情感。因此,保羅·斯維特曼才說:“新部族主義最終可以被視為一種帶有美學色彩的社交形式,熱衷于‘表象和形式’(Maffesoli,1996,p.98),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對于共同情感和體驗……的表達。”誠然,“新部族”的群體身分建構不再彰顯經典現代性的民族身分意識,但是它也客觀反映了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網絡時代的新變化。而且,“新部族”的出現,現實地擴大了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影響。因為,關注具有鮮明民族文化特征的網站或社區中的文學作品的,絕大多數還是少數民族,而因“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而聚集的“新部族”則突破了少數民族身分的局限,贏得了跨民族性的、甚至可以說全民性的關注,這對擴大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影響無疑是有益的。由此,我們進一步確認了網絡空間的兼容性,以及在網絡空間中人們身分建構方式的多樣性。網絡空間不僅為各少數民族提供“家園式”的、更具獨立性的、或者說“同質感”的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空間,也提供并不凸顯少數民族特性的、自反性的、游牧式的文學、文化空間。它不僅能夠容納經典的、穩定的少數民族身分認同方式,也在推動自反性的個體身分建構和以興趣和情感為基礎的“新部族”集體身分建構。考察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中的身分建構,只有同時承認二者,才能把握它的完整面貌。
             
              四、不同身分認同引領的“共同體”文學敘事
             
              少數民族文學實踐步入網絡時代,造就了“民族”與“新部族”等不同身分認同方式的相遇,也形成了從題材、言說方式,到審美趣味均存在顯著差異的文本系統。不過,由于不同的身分意識的引導作用,居于兩種文本系統核心的,則是兩種不同的“共同體”文學敘事:即由民族身分意識引導的、集中體現在“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的少數民族族群“共同體”文學敘事,和由自反性和“新部族”身分意識構建的、在“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中形成的華夏民族“共同體”文學敘事。
             
              具體說來,“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生發的主要是一種關于少數民族族群“共同體”文學敘事。我們注意到,由于少數民族族群意識引發出的現實關懷,少數民族文學網站和社區中的文學作品更關注對各自民族族群現實生活的書寫,和由此而生的情感抒發。這也是少數民族文學網站上散文多、詩歌多的重要原因。當然,也不乏自覺置身民族歷史傳統、敘述民族命運歷史變遷,進而描繪族人集體經歷的悲歡離合、生死榮辱的長篇文學敘事。盡管許多作品并不刻意彰顯族群意識,只是描述記憶或經歷中的生活點滴,但是其中卻滲透著他們對各自族群的深厚情感和歸屬意識。關于這些作品的評析,在許多研究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研究成果中都可以見到,此處不再贅述。據此,我們確認“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中主要包含一種關于少數民族族群“共同體”文學敘事,當無疑義。問題在于,應如何認識這種族群“共同體”的文學敘事與“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理解這之間的關系應從中國少數民族族群身分意識形成的現實條件入手。薩特曾在《存在與虛無》中提出,自我意識的興起有賴于他人的出現,自我意識總是在與他人的參照中形構“我是誰”的意識內涵。族群身分意識的構建與此類似。于中國的少數民族而言,最為重要的一個“他人”就是漢族。由于“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的現實關懷,其文學敘事中的族群“共同體”其實是以“漢族”這個“他人”作為參照系構建的,因而可以說,這樣的文學敘事在指向各自族群“共同體”的同時,也指涉了其與漢族的關系,也就實際上關涉了“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認同問題。閱讀這些文學敘事及相關的評論、研討,我們發現,它們在傳達了少數民族族群認同以及把各自族群的文學網站和社區作為新的“精神家園”的心聲的同時,絕大多數也執存著維護各族團結、增進各族了解的良苦用心。因此,正如姚新勇所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網絡上已經出現了中華各族群間進行坦誠民間對話的良性空間雛形”。可見,“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的“共同體”敘事是一種向著“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的認同中心說話的邊緣敘事,一種既承認現有文化領導權又規避主流權力凝視的言說方式。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于此也體現了重要的價值,因為它借助少數民族文學網站等網絡平臺,于現實的公共領域之外,形成了一個傳達自身訴求的渠道,一個與主流協商、對話的民間平臺,這對于在新的媒介情境中,加強中華民族各族群間的深度交流,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思想和情感基礎,有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而且,與“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相比,它因現實關懷而對各自族群的生活經驗、生存境遇的努力呈現,以及源于現實生活的情感表達和意義追尋,又是沉溺于網絡虛擬情境的“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所缺乏的,這就不僅是對后者的必要補充,而且因為它從根本上維系族群的生存意義,因而尤為重要。同時,許多此類作品,自覺置身于族群的歷史傳統中展開敘事,甚至自覺回歸民族語言展開言說,又給自己增添了一份當下“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難以具備的重量與厚度。當然,置身網絡時代探討“共同體”文學敘事,否認沖突性的、離散化的、挑戰國家一體性的反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的存在,如果不是存在視野盲區,就是掩耳盜鈴之舉。此類話語的出現,不僅是少數民族族群意識順應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多元化趨勢而強化和高漲的結果,也有自反性身分建構因網絡空間的虛擬現實性而放大了其解構邏輯的效用在。這些話語的存在,從不同方面構成了對中華民族認同和國家一體性的嚴峻挑戰,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是從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中的不同話語的比重來看,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維系、擁護“共同體”的文學敘事仍是壓倒性的多數。因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確信,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形成與發展是有益于鞏固“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認同框架的。而“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中的“共同體”敘事則主要是一種關于華夏族裔“共同體”的文學敘事。由于虛擬性地擺脫了現實社會關系,網絡文學敘事提供了重新建構自我與他人、自我與世界的機遇。我們發現,在血紅、Fresh 果果等少數民族網絡作家構筑的想象性世界圖景中,處于敘事中心的,不再是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系,而是人族與異位面生命、人族與非人族(妖族、魔族等),或者所謂“華族”(網絡小說有意虛構的以華夏民族為原型的國族)和其他國族的關系。除了部分西方魔幻題材的作品之外,這些作品中的主角形象,幾乎都是以中國人為原型的。即使是西方魔幻題材的作品,其人物構造和敘事方式也滲透著中華文化的審美觀和價值觀。故事矛盾沖突的巔峰,則大多是這樣的主人公為了守護同類而戰。因此,我們不難確認,此類作品主要是一種關于華夏民族“共同體”的文學敘事。
             
              不止于此,在“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的敘事和想象中,我們還發現了一種重寫民族史詩的努力。這種重寫的努力表現為兩種方式,一種是對本民族歷史的重新追溯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再表達。這方面我想舉一個不太出名的作者的例子,瑤族網絡小說寫手黃溪老米的《護蠱》。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一面在描繪一個具有玄幻色彩的故事,另一面,也在故事中,根據自己搜集和掌握的民族歷史材料,嘗試想象性地重構瑤族的文化、歷史。這樣的作品,既采用當前網絡小說流行的類型和寫作方式,也通過調用少數民族文化元素來展現自己的民族身分意識。或許可以算是最無可爭議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了。另一種方式,則是征用中華民族共有的神話、傳說和歷史文獻等資源,試圖重構一個完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神話系統。這方面的典型,是血紅的《巫神紀》。我們知道,中國上古的神話資源雖然豐富,但是與古希臘神話比起來,顯得零散,缺乏系統性。但是在血紅的這部小說中,他卻將這些神話故事搜集、整理,運用其豐富的想象力將它們串聯起來、賦予因果關聯,從而完成了恢宏的上古世界圖景構造,形成了完整的敘事體系。這個神話體系,很難說屬于哪一個少數民族,而只能說屬于整個華夏民族。而且,在這個神話體系中,他突出了“巫”為整個人族(當然這里的“人族”的核心成員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奉獻和犧牲,可以說,血紅的這部作品,乃至其他作品,都有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強烈認同。因為這種重寫民族史詩的努力的存在,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同樣是有利于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結合兩種“共同體”文學敘事,我們看到,“互聯網+少數民族文學”因其關注本民族族群生存境況的邊緣言說姿態,為我們敞現了主流視域所忽略的少數民族的意義構成和價值訴求,而“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則折射了當下少數民族生活方式與思想情感的變動,憑借網絡文學強大的“YY”(意淫)機制給予了民眾的民族共同體認同以必要的爽感體驗和愉悅感受。因此,二者內在地構成有趣的互補關系,鞏固和豐富著“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認同。
             
            來源: “民族文學學會”公眾號
            作者:周興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223/c404101-3197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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